什么是清流文化,它在唐宋时期又是如何 [复制链接]

引言

唐代清流文化的兴起是中国社会由中世向近世转变的时期里一个重要的现象，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唐宋变革”论以及陈寅恪的说法不同，陆扬指出，这种具备对寒士的包容性的世族政治文化并未随着白马驿事件以及李唐的灭亡而不复存在，而是在五代到北宋仁宗朝之前的时间里继续作为相对而言的主流政治文化而存在。

这种地位的保持或许正是凭借其对寒士的妥协姿态，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包容性，最终使得具有多元背景的寒士新贵颠覆了旧的世族政治文化，并通过在从中唐到宋初这一时期里对政治、思想、学术等多方面进行新进变革的方式而在宋仁宗朝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化传统。

这种新文化在仁宗朝之后仍有着长期发展的过程，然而其后的宋朝政治与学术文化大多都只是在仁宗朝革新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作为一个社会转变的关键性时期，庆历新政前后政治、文学和思想领域革新意识的迸发为这一时期塑造出了一种迥然于此前社会的风貌。因而在后来的宋朝士人的意识里，有不少都因对庆历新政前后甚至是整个仁宗朝的士风、政风、文风、学风满怀追慕之情，而产生了一种对之过度美化的想象。

这虽然在一方面与宋朝不同时期的政治局势有关，仁宗盛世与庆历士风更多时候是作为符号化的舆论工具存在的；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被美化的想象的存在，也当和庆历之际宋代新儒学精神、积极进取士大夫风貌等因素的历史影响有关，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庆历新政前后以锐意进取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新进土大夫们在事功与立言上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更加适宜于新时代的社会背景。

宋代清议、清流文化的概念是模糊的，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化本身极具开放性，具体到发展这种文化的主体，“清流”往往不仅指一个政治群体，其在更多时候指代的是一个文化群体。同为“清流”可以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却一般没有不信奉儒家价值观的一这种共同价值观的存在，不仅让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清流从大历史视角上看起来有着精神上的呼应，也构成了清流文化的基本特征。

另外，清流文化之所以是一个模糊笼统的概念，是因为其载体(大抵等同于土大夫正直的建言)在不同时期的称谓略有不同，有“党议”“清议”“清流”等多种称谓，且从现象来看，有时候清议相对较多而党争相对较少，有时候清议相对较少而党争相对较多。

然而，不论是推翻世族政治、反对保守主义的士风还是超越汉唐经学而发展出直抒己意的新经学，通过参与“同治天下”来实现儒家价值观下的社会想象的目标始终贯穿于宋代士大夫发展主流政治文化的历程中。“救斯文之薄”是宋代具有自觉意识的士大夫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共同持有的追求。

尽管这之中存在有具体方法和手段上的分歧，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回向三代”是宋儒从存在之初就既定的目标，庆历与熙宁的变法恰就是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对“治道”实践的尝试。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渐趋成熟是发生在北宋中期及其后，笔者所描述的“士风”，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作小众群体中的士风，但笔者选择的是士风之主体，往往是这个时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士人群，譬如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

对于后者，具体考察“士大夫政治”在北宋的不同时期的状况，会发现皇权与相权都有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比如宋神宗熙宁改制时期，中书门下的事权更大；而到了神宗元丰改制时期，政务裁决更倾向于君主独断，宰相群体看起来更多体现出分权制衡的特征。不过总体来说，士大夫政治作为宋朝政治的重要特征，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还是能够说明宋代士权有着相对增强这一整体趋势，尽管皇权的增强在这一时期也与之相伴。

从士大夫政治渐趋成熟的北宋中叶开始，渐渐出现了半世袭的士大夫家族把持朝政的局面，美国汉学家郝若贝(RobertHartwell)将这些士人说成是“精英”。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可以说明在身份制的贵族阶层消失之后，凭进士起家的家族对政治的影响力在增强，中举士人通过婚姻、政治结盟、援引师友、投资产业(如范仲淹置田千亩建立义庄)等方式来积攒资源，从而为自身家族谋取福利。这些通过科举翻身的士人又在家境改善的前提下，通过对家族子弟的培养，来利用荫补制度的保障以及人际网的积极作用，最终推动家族势力稳定、持续的发展，在科举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的名门望族。

这种家族的崛起并不意味着门阀士族的卷土重来，一方面，较诸门阀背景所带来的福利，科举制的选拔性使得由之得来的福利缺少稳定延续的保障，借由婚烟、同年等社会关系搭建的利益关系和互助关系也并不一定稳固，恩荫的福利也小于过去门阀背景带来的好处，近世科举社会中的名门望族的福利和过去门阀土族的福利在特点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另一方面，它其实只是士人对儒家社会秩序重建的副产品，晚唐世族的衰落使得这些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的秩序和谱系被破坏，北宋儒学复兴旨在敦正礼义，于是自仁宗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起，兴修族谱，恢复族制。

这种宗族结构和意识的复兴本身并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目的，仅仅只是一种对儒制的恢复。而且，有学者认为，宋代的“宗族”其实是“家族”，唐代的门阀士族实际上才指的是真正的宗族，“家族”和“宗族”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比后者规模要小，“宋代的族居仅仅是同姓聚居的村落，而同姓中的各个真系家族则相对独立”，因而相应的，“家族”不必然总是具备“宗族”“世族”那种鲜明的政治追求。

历史进入南宋，在学术思想上，南宋理学出现了转向内在的趋勢，更强调人的内省意识。政治上，从11世纪开始土大夫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在下降。经济上，南宋的士地兼并致使中下阶层的土大夫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组织起改革派阀。所以看起来，尽管南宋高宗、孝宗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贾似道还变革土地制度，但实际成效都不大，甚至在一些时候还起到的负面作用。

在这些情况的作用下，土大夫在中央的作为空间大为缩小，因而韩明士又在郝若贝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说法，他认为南宋时期的地方精英势力最终取代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公权力)而在一些领域服务于地方，土大夫精英放弃了对中央政治权力的追求，转而现固其在地方上的权力基以争取社会资源来获取政治资本。但是已经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精英“地方化”应该只存在于部分地区，而且很多时候只是一些个案，所谓的“地方化”了的士人，大多并没有放弃对中央政治的兴趣，并不合理。

南宋的时候，朱熹、叶适、陈亮等士大夫都主动对中央提出过改革的主张，余英时就对南末士大夫积极参与中央政治的状况做过许多描述，所以尽管南宋政治派阀的形成环境比北宋严峻，但士大夫或者说“精英”，对中央政治的热情并未减少，诚然南宋士人整体而言并不存在所调对中央朝政心灰意冷的现象，但今人也不得不承认，随着这些热心政治的士大夫在中央参政时的接连受挫，他们转而与地方士人结合的趋势确实是越发明确的。这种地方士人政治影响力的增强或许和新儒学向乡里渗透的趋势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且“重乡里”本身就是儒家实践中的基本原则。

梁庚尧提出，在宋代新儒学所强调的新家族制序中，特别强调了士人对家族的经济责任。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使士人把目光由中央转向自己家族所处的地方。许倬云曾将宋代的君权比作权力“我者”，而以掌握基层的地方社会力作为权力“他者”。他认为作为行使权力“他者”的主体，地方缙绅始终代表着正统的思想。这种具有茎断性的思想，即是宋代作为思想“我者”的儒家。这实在是一个卓识，因为其明确指出了儒家思想这一宋代地方士人的价值观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参与清议、党争的宋代士大夫所共同持有的基本思想资源。

结语

实际上，在理学家那里，设立家族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理学道德的实践，当时的家族亲属间大多关系和谐、有教育和救济上的互助和其他与自身有共同理想的家族一齐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而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按照宋代理学原则规划出来的，地方乡约和书院广泛建立的背景是理学企图通过让士人信奉道学从而改革家族，进而变革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