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其实是《礼记》的一章
什么是《大学》呢？这个《大学》跟我们今天说的“大学”可不一样，在周朝分封制度下，君子小人、大人小人指的都是贵族和平民。贵族自然是统治者，自然是大人。《大学》就是统治者们的学问。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在汉朝编订整理里面大量收录了周代的文献和内容，南宋朱熹专门挑出这一章做了《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三纲八目”
所谓的三纲八目是孔子讲述，曾子记录的内容如下：
《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把这句话拆分开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条其实就是三纲。也就统治学必须先明确的三条提纲掣领的言行操守。
翻译一下就是：“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在亲民”，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这里的“亲”同“新”，是革新、弃旧图新之意。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接下来就是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里面除了格物和致知之外都有解释，于是朱熹为了补充完成三纲八目，亲手提笔补充了格物致知的含义。这样也给朱熹带来了一个道德难题。
朱熹的道德难题
抗日战争年代里，蔡尚思写过一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非常精彩，如果与另外一位大师南怀瑾的学说进行对比，你会发现这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极端解释。两个人的思想可以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在南北两宋时期其实也是一样，针对儒学的各种解释和学说层出不穷，先有程颐程颢兄弟，后来的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两宋时期其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小黄金时代”，虽然思想之花只开在儒学的后院内。
南宋时候朱熹非常喜欢《大学》这篇文章，只是强迫症在作祟，“格物致知”没有解释的依据让他茶不思饭不下，于是他终于决定动手了。要想解释“格物致知”那么必然面临一个天大的问题——那是“圣人训”，圣人的东西可以随便更改，或者随便解释吗？这是朱熹想要解释格物致知面对的一大难题！
聪明的朱熹与时代赋予他的机遇
两宋时期北方胡人大举南下，给我们的传统汉语带了严重冲击。就好比说今天明明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居然说的是北方语系是一个道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糅合在一起，带来的就是对经典语句和字词的怀疑。
比如：朱熹说《大学》“三纲领”当中的“亲民”应当是“新民”。古代训诂学有“音训”这个项目，原理很简单：发音相近的字，意思也相近。这是因为上古时代，语言先于文字，文字还很长时间都没有定型，我们现在学习中学语文很多“通假字”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亲民”就是“新民”，在训诂上可以成立。
在文化交织和蓬勃发展的年代，朱熹利用一点点漏洞给格物致知做了解释为：穷极事物的真理，见一物格一物。比如：明代王阳明一开始就深信这个道理，曾经面对这竹子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一定要搞清楚竹子的内在运行原理和天理有什么关系。还给后人留下了守仁格竹的成语，王阳明：姓王，名守仁，字阳明。
朱熹对《大学》的解释
朱熹在晚年写过一本叫做《大学章句》的书，他认为“明德”就是“天理”，“明明德”就是“去除私欲”，简单来说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把“存天理灭人欲”做到极致就是“止于至善”了，这个是命题折磨了中国人几百年，但是都理解错了，后世理解的与朱熹理解的完全是两种概念。这也是朱熹自己开始解释经典为后世留下的隐患。
王阳明的看法
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学、家长之学是束缚和保守的代名词，关于这个内容本号在前几期有过专门阐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这里我只说王阳明的看法。
在长期的理学压迫中，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百姓阶层都充斥着怨恨和愤怒，社会上毫无自由，毫无人性可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天理”的解释，用来压迫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终于在明朝中叶，王阳明高喊一声“天理即是人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理、人欲”的思想枷锁，但是至少为社会灌入了一股清流，这股清流直接影响了明朝的政局、社会形态和后世发展。
比如说：在明朝理学如此昌盛的年代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艳情小说和仕女图，官员又怎敢帮助“嘉靖皇帝”认爹，其实都跟王阳明有分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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