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中，所有的故事都肇始于改稻为桑的基本国策。作为严党财政增收的重要措施，改稻为桑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改稻为桑成功落地，严党可以续一波命；改稻为桑功败垂成，清流必然借机上位。因此，作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双方，都将改稻为桑视作博弈的胜负手。在御前会议过后，清流集团在裕王府进行了复盘。徐高张们你一言、我一语，分分钟就搞清楚了严家父子的动机——严党将借着改稻为桑之名，行土地兼并之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阻止严党的阴谋，清流集团派出了实力干将、胡宗宪故交谭纶到浙江。用徐高张们自己的话说，胡宗宪顾大局、识大体，是个可能争取的对象。清流运筹帷幄，严党快马加鞭。谭纶刚一到任，浙江就闹出了纵马毁苗的负面事件。以胡宗宪的品行，断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就上疏内阁，建议暂缓推行改稻为桑。胡宗宪心怀百姓，严世蕃只要桑苗。矛盾，不可调和。没有一丝意外，严世蕃驳回了胡宗宪的奏疏。对于这样的结果，胡宗宪认为都是谭纶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你来与不来，我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干，无论是想劝我还是帮我，都只有一个后果，把大局给搅砸了。”胡宗宪说得十分明白，谭纶的到来于事无补，反而会搞砸大局。对于大势，胡部堂一清二楚，谭纶却稀里糊涂。胡宗宪话里有话，但是谭纶却始终get不到部堂的信息。于是，胡宗宪只能掰开了、揉碎了说，“当初你谭纶不来，我还可以向严阁老进言，也可以向皇上上疏说明事由，我可以慢慢做。比方把今年就要将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分成三年做完。事缓则圆，大势尚有转圜的余地，因为你来了，从上到下都把我胡宗宪看成是党争之人。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我还能做下去吗？”胡宗宪的话音刚落，谭纶就明白了所有的一切。本来，若是谭纶不到浙江上任，胡宗宪也会以百姓民生为计，上疏暂缓改稻为桑的国策。但是，谭纶到了杭州，胡宗宪却失去了上疏陈情的事由。谭纶的身份太过敏感，他不只是胡部堂的故人，更是裕王府的詹事。双重身份的加持，必然会让旁人心生疑窦。无论是严党，还是嘉靖皇帝，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胡宗宪与清流暗通款曲，私下里早就投靠了裕王。因此，即使胡部堂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黎庶百姓。从他人的视角看来，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党争的基因。这当真是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回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谭纶到浙江虽然是主动请缨，但是背后却是徐高张推波助澜的结果。不知不觉间，谭纶就成了清流大佬们手中的棋子。将计就计，借刀杀人。谭纶毛遂自荐要去浙江，张居正就坡下驴、顺势而为。既然改稻为桑势在必行，那么只要抓住机会从中作梗，倒严就有了可能性。清流的大佬们故意将谭纶推向前台，将他安插在胡宗宪的身边。徐高张们根本就不是想去争取胡宗宪，而是借机分化瓦解严党集团。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只要谭纶到了浙江，生性多疑的严嵩父子就会动摇对胡宗宪的信任。这样，胡宗宪即使想暂缓施行国策，严阁老也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清流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就离间了严嵩与胡宗宪。谭纶到浙江，清流表面上要救民于水火，实际上却是包藏祸心。他们用最具欺骗性的方式和最小的代价将改稻为桑推向了绝境。如果谭纶不到浙江，胡宗宪可以利用政治智慧，缓行国策、有序推进。如此一来，浙江必然不会激起民变，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浙江事事顺遂、处处生机，清流集团再无法趁机浑水摸鱼、火中取栗。这绝不是裕王和徐高张们希望看到的。所以，他们送来了谭纶这个裹着糖衣的炮弹。从谭纶抵达浙江的那一刻起，胡宗宪就失去了严世蕃的信任。没有了胡宗宪的羁绊，严世蕃果然采取了纵马踏苗、毁堤淹田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推行国策。小阁老配合着清流集团的演出，一步一步坠入了对方预设的陷阱。在谭纶赴任之前，张居正就曾说过，“要是这次能从浙江烧一把大火，严党倒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无能为力才是最大的绝望。胡宗宪早就看穿清流的小心思，却无法阻止将要发生的一切。“年初朝廷议这个国策的时候，他们要是真想阻，就不该让这个国策落到浙江，现在落得我说的话上面不会听了。我想在浙江做的事，上面也不会让我做了。”胡宗宪这一番话，清醒之中写满了无奈。他生存在严党与清流的夹缝中，看似左右逢源，实则左右为难。有些事情注定无法阻挡，但是我们却必须前行。在毁堤淹田的事情败露之后，胡宗宪果然失去了浙江巡抚的官衔。严世蕃在改稻为桑的大路上狂飙，最终带领严家号列车开入了死胡同。而徐高张们一直作壁上观，笑嘻嘻地祭出了苦一苦百姓、骂名我不担的基本操作。从这个角度看，徐高张的清流也好，严家父子的泥石流也罢，终究是一丘之貉。
